澳门新葡亰官方登录试卷 试卷 封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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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试卷密封源于我国唐代。据《隋唐嘉话》记载:“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号,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现在的高考试卷上面都有一条密封线,考生的信息填写在密封线之上,交卷后,由监考人员进行密封。其实此法起源于武则天,在北宋形成制度。
唐代的科举试卷刚开始不仅不实行密封,反而在阅卷时,还要参考由推荐人递上来的“行卷”,以检验考生的综合素质。“行卷”是指考生们把平时写得最得意的诗赋文章写成卷轴,请求朝廷权贵或者社会名流向主考官推荐。白居易当年“高考”就得益于“行卷”,当主考官看到他平时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大加赞赏。“行卷”避免了“一考定终身”的弊病,但是也为作弊开了方便之门。
武则天当政时期,因吏部选举多有不实,因此下令使用“弥封”法,即用纸糊上考生姓名,暗考以定等第。此法遏制了作弊行为,但是并没有形成制度坚持下来。
北宋初年,沿袭了唐代的科举风气,达官贵人可向主考官推荐人才。考生被录取后,还要谢恩,称主考官为“师门”“恩门”,而自称“门生”。为了防止权贵干扰科举考试、师生结党,赵匡胤规定不准拜师门。
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宋太宗淳化年间,采用监丞陈靖的建议,推行“糊名考校”法,糊住姓名、乡贯,决定所录取的试卷后,才拆开弥封,避免了考官阅卷时徇私舞弊。
实行弥封制不久,朝廷又发现一些考生在试卷上暗作记号,有时考官还可以辨认字体。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朝廷专设誊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
因为试卷弥封和誊抄制度,还产生了一次误会,致使苏轼与状元擦肩而过。宋仁宗嘉祐二年,苏轼到东京汴梁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以清新洒脱的文风获得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本来想评其为第一,但又一想,世上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非自己的弟子曾巩莫属,选自己的学生当第一,难免会引起风言风语,于是忍痛割爱,将此文评为第二。没想到此文正是苏轼所作。
根据《宋会要》记载,为防止利用亲戚关系舞弊,宋真宗曾下诏“别头试”,即让与考官有亲戚关系的考生换一个考区参加考试以避嫌。考官在此期间,住在贡院,等考试结束后再回家,以杜绝托关系、递条子、走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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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武则天所创的糊名之法,只是用于吏部升迁官吏的考试,还没有成为科举考试的一项制度。只有到了宋代,“糊名”才正式用于科举,称封弥,元朝以后叫弥封,明清一直沿用此法,直至科举结束。

中国古代的高考,发端自隋朝,到唐太宗形成了雏形,武则天、唐玄宗时期又增加了殿试,并且还产生了武举。不过那时的正规名称不叫高考,而是叫进士科举。

宋朝时期,曾经有人击登闻鼓投诉科举评阅试卷不公,后来,陈靖上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之法,宋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召集朝中大臣商议后,开始在殿试中使用糊名法,从此,糊名之法不但成了殿试的定例,还被逐步推行到各级常科考试中去,成了古代“高考”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隋唐时期,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但是,自从密封试卷实行以来,拥护与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别的不说,就拿宋代来说吧,拥护的人有包拯、欧阳修等,反对的人有范仲淹、苏颂等,他们各执一词,述说密封试卷的利弊等等。其实,不管反对的人如何攻击,事实证明,密封试卷是古今“高考”最公平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还没有更好的方法,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

此后的科举制度逐步丰富、渐渐完善,一直到了明朝才真正形成了完备的制度。此时科举共分四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这里仅举两个古人笔记中记载的事例,来说明密封试卷在“高考”中的必要性。还拿宋代来说事吧,一个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事例,另一个是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的事例。

考试制度的完善为何经历了这么漫长的时间阶段?因为这也是一项大规模的国家行动,所以牵扯到有关的各个方面。

宋仁宗时,国子监有个学生叫郑獬,非常有才气但又非常自负,对国子监选拔考生时把他排在第五很有意见,十分不平。按照惯例,考试结果公布后,被录取的学生要向国子监的主管官员写信致谢,在感谢信中,郑獬不但对自己名列第五牢骚满腹,还把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把自己比作埋没的千里马和巨鳌。国子监祭酒看后非常生气,从此衔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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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祐五年(1053年),郑獬通过会试后参加殿试,主考官恰恰又是那位国子监祭酒。这位主考官极力要让郑獬落榜,以报其当年的不逊之仇。当他看到一份试卷文笔极像郑獬的卷子时,立即将其淘汰掉了。但当阅卷完毕拆封以后,发现那份卷子根本不是郑獬的,而郑獬偏偏中了当年的状元。

考生和主考官就像现代的警察与小偷,一直进行着智力的较量。考生为了取的功名,各种投机取巧的手段层出不穷;主考官则为了保证考试结果的公正客观性,想尽一切办法来堵塞漏洞。

另一件就是苏轼意欲录取李廌而未果的事情了。我们知道,李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深得苏轼的赏识。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主持省试时,认定有份卷子是李廌的试卷,就在试卷上大加赞扬,还对同为考官的黄庭坚吹嘘道:“是必吾李廌也。”并将其设法定为了第一名。可等拆号一看,他录取的不是李廌而是章援,章援成了第一名,李廌却名落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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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既然密封试卷对“高考”如此之公平,范仲淹、苏颂等又为什么反对呢?他们的观点如出一辙,那就是“高考”试卷密封只看试卷优劣不看平时德才,这与如今一些人的观点又何等相似呀。但正像包拯反驳范仲淹的: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很难核实,何况考官未必都能以公心取人,他们“或缘其雅素,或牵手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很容易做出不公的事情,要想维护“至公”的“高考”手段,“高考”试卷密封,依然势在必行。

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所以从宋代开始,建立了一系列防止徇私的新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

锁院制度:

即在“知贡举”、“权知贡举”等考官人选确定后,立即将他们锁于贡院之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出现考官向亲朋好友泄露试题的现象。

弥封制度:

即在考生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部分用纸糊起来,再交给考官评判。直到最后统计成绩时,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即为作弊。这也是后世考试中密封试卷制度的起源。

誊录制度:

据宋人记载,实行弥封制后,科场上又发生了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标记、暗语的问题,于是“誊录”之制随之出现,即在考生交完试卷后,朝廷雇请一批抄写书手将考卷重新誊录一遍,再交考官,其用意在于进一步杜绝“弥封”措施的纰漏。

别试:

即针对考官的子弟特设考场考试的制度。在这样的特殊考试过程中,另派考官监考、阅卷,以防止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同时,对当朝大臣权贵的子弟往往还要多复试一次,以甄别是否有人利用权势将无能子弟的成绩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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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宋朝,应该说是制度完善的突飞猛进阶段,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也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问题最多。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在赵匡胤“重文抑武”的思路指导下,赵家天下对文人太好了。首先执行的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样一来,文人士大夫能够抛却许多顾虑,畅所欲言了。除了政治待遇,官员的经济待遇也十分优厚。同时每批次科举招收人数是唐朝时的许多倍。这么一来,大家在利益的驱使下,不削减脑袋往里钻,那才叫是个弱智呢。

下面是唐朝与北宋早期的科举次数与录取进士人数的基本情况简表:

时代时间录取进士总数唐朝290268744828宋太祖171518813宋太宗2181487186宋真宗25121760147宋仁宗41134561351

由上表可以看出,北宋时期每批次录取人数,大大高于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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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对宋朝的一些高考中出现的奇葩事进行一个大盘点,并分析出现的原因。

一、文状元比拳脚产生

开宝八年,即公元975年,宋太祖赵匡胤亲自主持殿试,这场考试让赵匡胤为了难。为何?因为北宋初年录取状元是看谁先交卷,来自山西的王嗣宗和另一个考生陈识在同一时间里交了卷。

看着交上来的两份卷子,粗通文墨的赵匡胤不好判定谁优谁劣,但既然能当皇帝,那临场机变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他马上想出一个主意来——让他俩对打,谁胜状元就是谁的。结果王把陈揍趴在地上,以武力取得了文状元的头衔。这事载于《玉照新志》。

此事过后,赵匡胤想,大宋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既然有文状元,那么没有武状元也是一大缺憾。于是后来在承袭唐朝武举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武举制度。

宋代武举与文举一样为三级考试制度,
即解试、省试和殿试。武举着重于骑马、射箭、马战、弓力和器杖方面的训练,还有专门的机构,进行军事体育的教学。

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这个名词,之前都叫武举、武进士来着。后来在宋朝有了武状元。

由文官考试催生出武状元来,这么看来陈识的揍没有白挨,至少为朝廷的科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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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为是弟弟,状元旁落

公元1024年,朝廷举办了惯常的科举考试。但因宋真宗刚去世不久,按惯例不举行殿试,会试什么名次就是什么名次。

在这次会试中,有一对兄弟同科参加考试,他们的成绩比北宋的大文豪苏轼、苏澈兄弟俩的成绩都好。弟弟宋祁高居第一,哥哥宋庠屈居第三。

主考官把评选结果报给皇上后,当时临朝称制的太后刘娥对主考官说:“文章高下我看不懂,但有一个问题我还是得说说。”

这年科考的主考官是大诗人晏殊,一听太后这话,吓了一跳,难道刘太后怀疑我有作弊行为?于是就谨慎的问太后是什么问题。

刘太后说:“历代都讲究尊卑,当弟弟的哪儿能排在哥哥前面?”

晏殊这才松了口气,原来是这事。回禀道:“太后说的是,那就把宋庠提为第一,宋祁换到第三。”

刘太后又说:“我听说这个宋祁这个人有点轻浮,你看……”

晏殊一愣,心想这点小事您都知道?看来老太婆消息很灵通,以后我们做事真要小心点了,就问太后该排第几。

刘太后说:“这个人文才还是不错的,就放在第十吧。”

就这样,皇榜出来了,宋庠为头名状元,而把宋祁放在第十位,人称“二宋”,又有“双状元”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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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轼做了千年老二

公元1056年,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要参加第二年的京城应试。

这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是大文豪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

当时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答题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但判卷时欧阳修却把此答卷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

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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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说的不错,苏轼后来果然独步天下。而且不光是文章,他简直就是一个全才。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为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但就是这么一个百年难遇的大才,却因为主考官的一念之差,错失状元头衔,做了千年老二。也就是苏东坡为人旷达,不拘一格,否则不得郁闷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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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宋仁宗扩大招生规模

公元1034年,宋仁宗亲政,特开恩科,对历届科场沉沦之士的录取放宽尺度。

这个制度是这么来的呢?原来宋仁宗登基之后看到常年考试、屡试不中的举子很是落魄,于心不忍,于是特下诏书,凡是考进士科过5次,年过50的,其他诸科考过6次,年过60的,进士科经过殿试3次、诸科经过5次,外加真宗朝御试没合格的举子,都可以免试,直接当官。

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

各地举子们听闻以后,纷纷来到京都开封,踊跃报名为国效劳。后来此举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朝廷冗员增多,加重了朝廷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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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古代的科举考试,有其合理性。主要是为那些寒门出身的饱学之士提供了一个上升的空间,以便更好的为朝廷服务。

一开始这些学子们饱读了诗书,觉得可以以自己的才学造福黎民了,其实这都是一种误读。因为天下是皇帝的,皇帝使用他们就是来为自己的天下服务的。

在这一点上,包括圣人都崴过脚。因为孟子有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就是说民众的地位、国家的利益均高过君王;君王作为国家的统治者理应为老百姓服务,为江山社稷着想。

朱元璋看到这种言论后,大怒。最后竟至于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撤出。

既然古代的科举本身就是在为皇帝选服务生,所以说,出现上述情况都纯属正常。因为人家在选家奴,要执行什么样的标准他们自己当然说了算。

类比起来,我们今天的高考,和古代的科举考试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都是给人才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但毕竟服务对象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的仁人志士终于有了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机会。大家认为这个观点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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