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杨小微:反思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

今年是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承上启下的一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推进教育现代化;《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也将于今年研究制订。教育现代化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不断进步的过程,是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教育公平逐步实现的过程。我们对教育现代化的期待,当然也包含着对未来教育的积极探寻和热切畅想。本版自今日起推出“教育现代化和未来教育大家谈”系列,分析教育现代化的内涵、使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及推进路径,并展望未来教育。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编者

编者按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早已提出“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如人口、经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驱动等方面,近些年来都纷纷提出了面向未来(2025、2030,甚至2050)的发展目标、规划及战略。不难看出,包括教育决策在内的国家决策,已极大地加强了前瞻性,自2010年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来,国家的教育决策不再局限于“五年一规划”的惯例,而是将宏观的和顶层的教育未来发展设计置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考量。

眺望2020破解教育基本现代化推进难题

  目前,《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已呼之欲出。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具有描述、评价、监测和预测功能,对于推进教育现代化至关重要。近年来,在中国省市、片区和区县都涌现出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研制及其评价实践的范例,凝结了价值丰富的理论元素和实践智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避免落入“现代化陷阱”,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在本土文化丰厚土壤里自主生长起来的“现代性”,将其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推进及其评价的重要基石。为此,本版专题探讨中国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建设问题,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从2030年这一“远期时点”来谋划中国教育发展目标及战略,能够找到近接2020、远衔2050的时间交接点;聚焦于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就能找到教育与社会各领域的“共振频率”。

教育规划纲要郑重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随着时间节点的临近,这一宏伟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依据笔者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推进路径”的经验积累和实地调研所获信息,谈一些认识和建议。

  2020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极大地激发起各地构思和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热情与智慧,“以评促建”的思路必然呼唤科学合理的教育现代化指标及其导向下的评价。目前,《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已呼之欲出。由笔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推进路径研究”,运用分区选点的实地调研和对部分专家学者的德尔菲问卷,梳理了各地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文本,发现许多成果和经验,也发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缺陷和问题。

如何预测中国教育的未来

2020年实现教育基本现代化迫在眉睫且关系长远

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及其应用

  尽管人们都说,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是创造未来,然而即使是创造也需要有大致明确的方向和尚可描述的目标。从方法论意义上讲,由于预测不可避免地带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通过假设式的“设定”,可以将“预测”到的可能性变为行动的前提条件。

澳门新葡亰官方登录,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时间长度已不足5年,对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及国内发达城市而言,达到目标也许没有太大问题,但我国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发展质量和水平差异仍未明显缩小。因而,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若无特别举措,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尚不乐观,除非把“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本”限定在装备和技术等硬件条件范围。

  调研发现,京津粤和长三角省份竞相推出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东部的江苏省和西部的成都市,较早地建立起教育现代化监测评价体系。

  预测是多向度而非单向度的,也就是说,要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其他子系统的现实状况、发展趋势及对教育的影响和要求,如人口的增长、经济与科技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等等,都在预测范围之内;预测不仅包含社会动力而且包括社会条件,人们的主观需求和客观要求,是构成社会发展动力的原因,能否满足则取决于特定时代所能提供的条件;预测不仅包括数量因素而且包括非数量因素,因而需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预测方法。

最近我们对苏南五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教育现代化示范区进行了教育现代化推进现状的调研,结果表明,苏南五市在江苏省教育现代化评价40项指标达成上均名列前茅,也在政府主导、制度创新、学校实践创造和社会多方参与等方面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普职教发展不均衡、普教强职教弱,办学体制单一、重公办轻民办,评价指标重硬件(技术装备等外延式发展)轻软件(人和文化的内涵式发展),特殊教育、学前教育、农村教育等短板现象仍然存在,教育现代化治理跟进不足、学校办学自主权尚未真正落实,在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教师流动机制、经费投向等方面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试想,经济、教育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那么五年内要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其难度不可低估。

  相继推出省域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并实施两级监测评估。

  预测未来的具体方法很多,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定量的或定性的方法,抑或兼而有之的混合式运用。定量的预测方法,是以数量方式刻画事物的性质与程度,主要有平滑指数法、回归分析法等方法。定性预测,是指预测者(一般是专家)依凭知识、经验和智商,根据所掌握的史料和现实材料,对事物的未来走向做出性质和程度上的判断,再通过一定形式的研讨或推论,对未来情形和方向做出预测。这种定性预测,可以采用“德尔菲专家问卷”的方法,向专业人士数次搜集信息和意见,直到满意为止。此外,举行专家工作坊,可以强化面对面的碰撞与相互启发,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质性方法。

2020之后的10年更为关键,教育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可视为“内涵式”的现代化,将是这10年的核心内容。如果目前的发达地区不尽快高度重视教育内涵的现代化发展并尽快行动起来,继续作为全国教育现代化的表率,如果目前欠发达地区不尽快实现装备技术等外延式教育现代化并找到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本土化路径与策略,如果不尽快将包括苏南经验在内的教育现代化推进与评价成果总结提炼出来并有效地示范和推广,想要在15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现代化,是存有很大难度的。

  省域指标体系上,以苏、浙、沪、粤4省市为例,按照国内外教育事业发展评估标准体系一般都会采用的CIPP评价模式来做归类梳理,4省市之间基本相同的指标,大致都能归于“Context(背景)”“Input(投入)”“Process(过程)”和“Product(产出)”这四大项之中。难以明确归类的,如中小学布局合理性,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学生、家长及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等,则列为“综合指标”。这些一致性较高的指标大致反映出教育发展的共性要求,具有底线性或基础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教育的一些特性如公共性、公平性、均衡性、国际化等。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如不能很好地反映具体教育过程中的公平性,对学生综合素养的描述缺少时代感等。对照之下,还可以看出4省市在指标确立上所表现出来的区域特色,如江苏注重职业院校专业课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比例、产学研结合,浙江关注“平安校园”、落实“减负”责任、“择校热”得到遏制、普通高中教育多样化,上海重视高校科技论文引用率、教师到国外进修学习的比例、国际学校和中外合作办学水平及学习型城市建设水平,广东则强调跨文化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教育对县域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未来教育可能呈现哪些图景?概略地说,宏观图景是教育与社会与生活和谐共生,包括“立交桥”式的学校体系建成,学校等教育机构与社会环境和谐共生,学习化社会基本形成等;中观图景,是学校成为令人向往的地方,无论学校环境和学校文化,还是领导与管理,拟或课程与教学,都能在最大程度上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为出发点和归宿;微观图景,则是在教育过程中充满平等、尊重和爱。这取决于如下前提:一是多年未能消除的顽疾能否消除;二是新的方向、战略和路径设计是否合理;三是新的策略、举措能否真正到位。

  在监测评估体系建设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江苏省和成都市。江苏省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大目标之下,开启了省域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评估,其指标体系由教育普及度、教育公平度、教育质量度、教育开放度、教育保障度、教育统筹度、教育贡献度、教育满意度8个一级指标构成,细分为16个二级指标和46个检测点,目标值为100分。成都市为实现“到2015年,率先在中西部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对各区(市)县教育发展水平、教育公平和质量、教育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及教育信息化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教育国际化、学习型社会建设水平、教育管理水平和社会满意度等8项内容进行监测。

目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苏南以关键指标推动教育现代化示范区建设。

  根据我们近年来对苏南5市、重庆、成都、贵州、深圳等地的系统调研,发现当前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学校之间发展依然不均衡;校外教育机构与学校未形成合力;政府与学校之间关系尚未理顺。

  为了检测与促进苏南教育现代化的建设,依据《江苏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实施情况,结合苏南教育现代化的现状、特点与问题,苏南教育现代化示范区建设联席办公室制定了《苏南教育现代化示范区建设考核评估体系》,该评估体系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涵盖了教育资源配置、教育经费保障、教育人才保障、教育发展水平、教育改革创新5个方面。

  东部地区的突出问题,一是重普轻职,类型结构失衡,职业教育发展难以为继;二是公多民少,体制单一,公办学校一枝独秀,民办学校发展不力,教育系统活力不足。破解之策有:出台特惠政策调整,推广“产教融合”等经验,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

  苏南地区的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指标体系相对完整,涉及各级各类教育以及教育内外的诸多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南的教育特色和突出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方向明确,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接轨;重视量化指标,具有一定的可检测性,比较务实;指标体系整体具有指导性和激励性,并体现了惠民性;从效果上说,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动态掌握各地各校教育现代化的建设进程,监测促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中西部地区大班额问题突出,城郊学校教师超编、边远地区与某些学科(如音体美)缺编的现象同时存在,需要下决心、花气力解决;教师负向流动。当前急需加强“基于证据的决策”,使教师制度、政策及其执行更加科学合理;鼓励学校内部建立校本管理、校本教研、校本研修的合理有效机制,为教师专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大环境和小氛围。

  成都市青羊区在城乡统筹格局下实施学校现代化评价。

教育现代化的推进路径

  2009年4月,成都市青羊区区委、区政府颁布实施了《深化城乡统筹推进教育现代化纲要》,提出到2010年率先基本实现区域教育现代化,并确立“四大战略”,推进“九大工程”。以“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估”为重要内容的“区域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正是“九大工程”之一,并为此制定出《成都市青羊区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2009-2010)》,学校对照评估指标,进行自查改进,达到目标要求后,提出评估申请,提交评估自查报告和评估基础信息表。

  教育现代化的思路是以人的现代化为重心,推进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有效能、更具活力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通过上述这些努力,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开始由模糊变得清晰,并在发展目标与路径选择、政策跟进及效果检测之间建立起关联性。“以评促建”固然有效,但若评价指标本身有缺失或者出现偏差,教育现代化的建设行为也会走偏方向。

  当今中国的教育,已由注重规模、速度及条件装备和技术的“外延式”发展转向注重公平、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式”发展,内涵式的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是人和文化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人的现代化,比制度现代化和器物现代化要困难得多,不是仅靠增加经费投入就能实现的,需要经由艰难的观念改变、文化认同和精神、心理上的转化。因此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与评价,均要以“人的现代化”为重心。

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及其体系存在的缺陷

  其次是在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的研制与实施方面,都要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进和优化,如:指标的设置要指向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如公平和质量),要破解柔性指标不易量化的技术难题,还要加强评价过程的协商性和结果使用的建设性。

  目前,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及其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

  最后是推进路径方面,东中西不同梯度不同发展水平以及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决定了教育现代化推进要在总体布局下分地区、分阶段进行,且因经济结构、体制形式、文化类型的不同而应有不同的推进模式。

  评价指标大多指向显性和可量化对象,难以体现教育现代化内涵。

  具体来说,可以选择的路径应该包括:

  教育现代化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同时还是制度的和人的现代化,但许多监测指标指向容易量化的有关办学条件和技术装备,如市级财政统筹和转移支付的水平、校舍建设达标学校的比例与中小学校园网连通率等,却很少有能反映师生的现代化素养和品质的指标,如反映教育领导与管理、教学过程互动状态、师生关系等的指标基本没有。这样设置指标会导致地方上重硬件投入轻内涵发展的行为,从而使资金投向发生偏差。例如,为了达到300米跑道标准,不得不将原有的(可能是建成不久的)250米跑道毁掉重来。其实,要锻炼的话,非得在标准跑道上不可吗?当然,反映内涵发展的指标基本上属于定性指标(或称柔性指标),柔性指标具有价值取向上的引领性,但技术开发难度大。

  “示范区引领”。教育现代化示范区和示范校建设的意义在于探索道路、反思失误、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为教育现代化发展决策提供事实依据。可考虑分段分级、分域分类启动示范区建设,如依据未来人口变动趋势,建设普惠型学前教育示范区、优质公平的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示范区、普及而多样的高中教育示范区、全纳平等的特殊教育示范区;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重大战略,建立产教融合、普职融通的职业教育示范区、高等教育结构性改革与创新人才培育示范区;在大教育视域下建设学习化社会模范社区等。

  指标过分强调统一、缺少个性和弹性。

  “体制机制创新”。教育治理现代化,需要科学的顶层规划,更需自下而上的尝试、探索。当下迫切需要打破制度壁垒,开放与监督并重,“放”“管”与“服务”结合,促进社会力量合理参与办学,形成公民办教育互补体制和全社会多主体参与教育治理的互生机制。除了形成民间资金参与办学的合理机制之外,还可以公办民办结合的集团化办学、“管”“办”“评”分离式的委托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民间力量参与办学提供渠道。

  有些指标的设置过于固化,缺少必要的弹性。如国际化指标,在沿海发达地区应该不难实现,但在农村或新城镇地区则难免捉襟见肘;又如“三个增长”,到一定限度则不再有增长的空间,高增长地区到一定程度失去增长空间,常被扣分;再如“差异系数”,班额过小或过大都要扣分,一些地方的公办学校吸纳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却不可避免地扩大了班额,面临扣分,因而地方上感到对这类指标无所适从。

  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主旨的“整体综合路径”。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需要整体综合式的教育现代化推进路径,城乡统筹或城乡一体化是其中的代表。比如,成都以“后进跨越式”区域现代化作为理论框架,构建统筹城乡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模式:以“信息化、标准化、均衡化”三化联动为基本途径,以“权利保障机制、资源调配机制、质量监控机制”三制并重为运行机制,富有前瞻性地从“实质性受教育权利”的角度构建教育均衡制度体系。作为“大城市带大农村”特征鲜明的直辖市重庆,普遍重视以现代化技术手段带动农村教育发展,实现城乡资源配置的一体化,鼓励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在类型比例上,指标重普通教育轻其他类型。

  此外,还可以启动若干重大工程来支撑和助力各级各类教育现代化的有序有效推进。如教育现代化评价与监测系统建设工程、教育信息技术现代化开发与普及工程、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促进工程等等。

  大量的指标是指向普通中小学教育的,侧重在普通教育,那么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发展就难以得到重视。如江苏省评价指标体系中除高等教育之外的40个三级指标中,职业教育只设有3个指标,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的指标则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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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体系结构上重投入和产出、轻过程。

作者|杨小微(我校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各地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按CIPP模式(背景、投入、过程和产出模式)构建,大多指标体系在背景、投入和产出三方面指标设置充沛,但反映过程状态的指标明显不足。比照投入产出,可以知道效率高低。若想知道效率高低的由来,则需要结合过程指标来解读。教育公平的落实,也需要设置相应的过程指标来检验,但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极少体现这一价值维度。

来源|中国教育报

教育现代化指标应用及评价实施存在的问题

编辑|吴潇岚

  教育现代化指标应用及评价实施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

  指标在功能上重达标、轻促进,重鉴定、轻改变。教育现代化评价进程中,我们往往只关注了评价的鉴定和考核作用,而忽视了其对教育现代化的形成、改进、推动和促进作用。许多地区忽略了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化”的过程,仅仅将其视为一个达标活动,受评单位“斤斤计较”于分数得失,钻进了“指标囚笼”,未能意识到问题而自觉地图谋改进,这样一来扭曲了教育评价的初衷,阻碍了教育现代化的良性发展。

  施评过程缺乏沟通和交流。教育评价的发展经历了测量——描述——判断——协商或建构四个阶段,其走向也从强调客观工具(第一代评价)、目标达成度(第二代评价)、标准(第三代评价)的鉴定性评价转向重视协商与建构的发展性评价(第四代评价)。然而,已有的教育现代化评价中,评价者与被评价对象的关系依旧是前三代教育评价的模式,评价者居高临下,被评价者被动接受,评价过程缺少平等的对话、交流和协商,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被评价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也失去了教育评价本该具有的作用。

  评价结果的运用缺乏建设性。已有实践中,教育现代化评价结果仅仅用于判定高下和排列顺序,而未用于分析和发现问题、发现成果和经验、寻找更好的推进路径或更有效的政策工具,导致对后续的教育现代化推进工作缺少建设性的支撑。

  综上所述,在省市、片区和区县都涌现出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研制及其评价实践的范例,凝结了价值丰富的理论元素和实践智慧,是值得去进一步总结提炼的宝贵经验素材。导致上述评价指标及其应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理论准备不足和对西方经验的本土化改造不足是重要原因。我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警惕简单照搬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标准和路径,避免落入“现代化陷阱”。这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在我国本土文化丰厚土壤里自主生长起来的“现代性”,并将其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推进及其评价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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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小微(我校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教育报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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